黄煌教授是国内著名的经方学家，长期从事经方研究推广，是以方证对应方法研究经方的代表人物，在其学术思想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药人、方人等概念，打造出一个以人为本、方人相应的经方学术体系——方人学说。所谓“药人”，就是适合长期服用某种药物及其类方的体质类型。如在《中医十大类方》中所提出的“桂枝体质”“麻黄体质”“柴胡体质”“黄芪体质”“大黄体质”“半夏体质”等[1]。“方人”是在药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更新的概念，即对某方有效而且适合用长期服用此方的体质类型[2]。比如对服用温经汤有效，而且长期服用也比较安全的患者，可以称之 为温经汤体质，适合长期服用大柴胡汤的患者则可以称为大柴胡汤体质。比起药人来说，方人更具体，范围更明确。相对药证与方证，“药人”与“方人”，更突出人的长期而相对稳定的体质特征，而非一过性的、暂时性的状态改变，也就是突出药证方证中“人”的部分，着重于患者的体型体貌、性格心态以及发病趋势的特征。笔者有幸从师黄煌教授，在随师学习过程中对方人学说有了初步的理解。现将笔者对方人学说的认识论述如下，望同道指正。

1 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医学

与现代医学诊治重点在“病”不同，中医诊治着眼于“病之人”，而非 “人之病”[3]，这与中国“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中医的“以人为本”有3个含意：1）疾病，尤其是内伤杂病的发生、发展取决于人的状态，即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2）中医治疗的目的是使人恢复“阴平阳秘”的平衡状态，即所谓“以平为期”；3）治疗的方法当因人而宜，顺应人内在的生理、心理调节规律，辅助正气，顺势而为。所以，中医对疾病、治疗目的、治疗法则的思考都是以人为中心来进行的。因此，中医更重视调人，而非治病。常有人以“异病同治，同病异治”作为中医的神奇所在，其实这正说明中医治疗与病之间不存在针对关系，因为中医是以人的整体状态为研究客体的医学。

早在《内经》时期，医家就根据生理、心理特点对人进行了各种分类。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提出，木形之人“有才，劳心，少力，多忧劳于事”；火形之人“有气轻财，少信，多虑，见事明，好颜，急心”；土形之人“安心，好利人，不喜权势，善附人”；金形之人“身清廉，急心，静悍，善为吏”；水形之人“不敬畏，善欺绐人”等，均是从情志、性格、心理特点等方面的差异来认识不同类型人的特征。《伤寒杂病论》中则有“平人”“尊荣人”“瘦人”“羸人”“盛人”等描述，并提出相应方药，可谓方人思维之萌牙。现代中医体质研究者通过对体质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将人分为不同的体质类型。如王琦[4]将个体体质分为9种：平和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气虚质、气郁质、血瘀质、特禀质；匡调元[5]分为6 种：正常质、晦涩质、腻滞质、燥热质、迟冷质、倦晄质；孙广仁[6]则直接分为3 种：偏阳质、偏阴质、阴阳平和质。这些对人的判别方法虽然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判定标准模糊、笼统，临床上难以把握。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能够直接指导临床治疗的精准而系统的辨人识体方法，使中医体质学说真正从理论转化到临床上来。对此，黄煌教授的方人学说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希望的大门。

2 方人学说概念

方人学说是研究方与人的对应关系的学说。在中医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人一直是诊治和研究的客体。这与现代西方医学以病为研究客体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中医的处方用药是根据人的状态特征而确定的，即所谓“见是证，用是方”。方是中医调人治人的主要手段，只有明确方与人之间的对应性，才能正确使用方药。要明确方与人之间对应性，就要研究与方相适应人群的特征及不同人群间的差异，这种特征或差异越明确，用药就越精准，临床疗效就越好。所以，研究方与人的对应关系是临床实践的需要，是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方人学说通过研究方与人的对应关系，以达到以方类人，识人处方的目的，使方与人之间形成无缝隙的对接，从而简化中医辨证论治的环节，也减少了因中间环节而产生的偏差，从而提高中医治疗的精准度。

方人之方就是指经方。所谓经方，就是指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经典之方、经验之方、经常用之方，其核心特点是讲求实证。后世一些方剂如温胆汤、逍遥散、补中益气汤等虽非仲景之方，但临床疗效确凿，组方结构严谨，符合实证特点，亦当属经方之列[7]。《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实证主义的代表，正如岳美中先生所评价的，“其察症候而罕言病理，出方剂而不言药性，准当前之象征，投药石以祛疾。其质朴的学术，直逼实验学科之堂奥”[8]。其所载之方是经过数百年的临床实践，数代人的观察与筛选，由单味药逐步组合发展而来。在长期的实践中，经方的处方、用量、加工方法、服法逐步优化，最终固定下来，成为一个稳定而有内在规范的体系。所以这些方剂是集体的经验。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将临床应验之方收集整理而成《伤寒杂病论》，可谓经方集大成者。难能可贵的是仲景在编撰过程中，没有加入自己主观的想象和推演，见是证用是方，从而最大可能保留了其客观性。正因为如此《伤寒杂病论》流传近两千年，依然被奉为方书之祖，其所载方剂又经过后世医家反复的实践，其有效性、实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经方的临床验证过程虽然没有现代循征医学的规范、严谨，但数千年的时间、如此多的研究者、如此多的病案足以弥补其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粗放的、自发的循征医学。所以，经方的药物组成与疗效判定极大地避免了个人的主观性及偶然性，其适应证明确，特异性突出（即所谓主证），具有很高的实用性、效验性、可重复性。经方的可靠性、明确性和特异性使其有条件成为体质分类的判断标识，它比以阴阳气血虚实等抽象而模糊的概念来进行体质分类的方法更加具有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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